發現：《余秋雨的blog》
其實也不用怎麼推薦了吧？我會放到連結裡。
這次，就分享一些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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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公共書法——張公者對話余秋雨之二〉
(摘自第七期《中國書畫》：張公者對話余秋雨）
張公者：所謂“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總之，如其人而已”。書如其人，此之“如”，主要是指人之性情，人的性情在作品中是可以體現的。而非如其“人品”——品德。只是我們在論書時，必當論其人，書者的良好品行又增加了書的份量，書品便成了人品，提升了人格魅力。
余秋雨：我們歷來對“人品”、“品行”等等的說法實在太空泛，人人都可以這麼自稱，沒有什麼標準。其實，最大的人品是對公共領域負責。對書法家來說，有沒有勇氣在公共領域驅除以書法名義出現的惡濁，保護我們中國文化的美學珍寶？這就是人品的大體現。
這事我必須說得嚴重一點，當書法在公共空間和公共建築上出現的時 候，書法具有某種群體審美強制性。試想，如果你不喜歡某位元“書法家”的作品，你可以不買他的字、不買他的書法集，可以不進他的書法展覽會，但當他的作品掛 在一個大樓的上面，那對不起了，低頭不見抬頭見，你天天眼睛要看到它，沒有躲避它的任何可能，如果這個時候你把眼睛遮起來，就有可能會撞車。所以這是一種強制審美。成年人看了也就罷了，最遺憾的是孩子，經過這個大樓的幾萬、幾十萬孩子，他們可能對書法本身不瞭解，但由於每天看，他適應了這種書法，就會在他 腦子當中打下這樣的書法範本，或者打下書法的底子。如果這個書法是醜陋的、散架的、不成等級的，那麼實際上這種書法就在公共審美領域裏邊造成了邪惡。這種審美邪惡造成了一種我們所非常不喜歡的異向審美適應，那是對健全人格的摧殘。
張公者：美有尊嚴，如同人之尊嚴。美的品格同樣是不能褻瀆的。
余秋雨：在我看來，美的尊嚴和品格，現在首先體現在公共審美上。 我想懂中國文化現狀的人都知道，公共書法當中有太多太多難看的字。我不用電腦、不上網，但突然發現了社會上在流行一種很難看的行書，這是怎麼回事？一問， 是從網上拿下來的。還有，我們經常能看到一種又笨又俗的隸書，也是“電腦體”。除了“電腦體”，還有一種自認為能寫毛筆字而實際上卻完全沒有理由成為公共書法書寫者的企業家、官員寫的，也成了一種審美陰影。
張公者：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余秋雨：我認為責任不在那些企業家、官員和被大家誤會了的“書法家”，而在於我們的書法家協會。中國書法家協會應該承擔監管公共空間的書法責任，至少維持一條起碼的底線。我想，書法家協會如果這樣做了，大家都會服從。
我曾經參與對上海古建築的保護性諮詢，事實證明相當有效。阮儀三先生是同濟大學的教授，他曾經為保護當時的平遙古城、保護周莊，起到了極好的作用。現 在的官員和民眾，都願意聽他和他的同事們的勸說。你們堂堂的中國書法家協會，如果成立一個公共書法監管委員會，我相信分管城市市容和建設的副省長、副市長 他們會非常高興。如果以這樣一個專業委員會的名義來裁決，一定比省長和市長下令有效得多。
現在某些單位為了顯示自身的重要性，常常會邀請一些領導人題寫牌匾，這也會把領導人推入一個尷尬境地。多數領導知道自己在公共領域的權力與自己的職位無 關，但也有少數領導人並不知道。他們以為，題寫牌匾是對某行業、某地區的一種關懷，其實是忽視了公共書法的審美門檻。這情景，就像讓一個不太會唱歌的領導 人在廣場領唱，或不太會畫畫的領導人當眾作畫。因此，成立一個類似于“公共書法監管組”的專業機構，可以作一個提醒，讓那些領導人知道“公共書法”這個概 念。
張公者：成立“公共書法監管組 ”，這個建議很好！這個組織可以由政府牽頭，由書法家、文字學家、文化學者組成。是一種純學術性的，使命性的，但這種行為必須是政府的，只有政府才有這個 “權力”，才能執行下去。我在遼寧工作期間，曾向興城政府提議過有關興城（古稱寧遠）“明代一條街”牌匾的建議，同樣是沒有結果的。我們的力量有限。這裏 面還涉及到諸如各家各戶請書法家題字費用等等一系列問題。政府應當有一部分公共資金用於此處。實際上我們的優秀書法家們同樣可以低費或免費題字。
余秋雨：不能過於依賴政府官員在這方面的審美素養，而應該進一步 發揮文化人主動介入公共事務的積極性。在這裏，公共事務同時又是傳統保衛戰。千萬普通民眾在街市間獲得的對中國書法的感性認識，是中國書法承前啟後的基 礎。我想對書法家們說，公共書法的事，比你們舉辦私人展覽和出版書法集重要。如果廣大民眾在街市間接受了書法的負面教育，那麼，你們自己的書法再好，也會進入一種不適合整體生存的“風土”。
張公者：可是我們今天所謂的書法家有多少真正堪此稱謂呢？掛在公共場所的字有那麼多，不也都是“著名書法家”書寫的嗎？
余秋雨：因此我希望“公共書法監管組”裏邊的人數要比較多。通過 無記名投票，決定本地和外地適合上公共書法的書法家的名字。即使是書法家，有一部分人也不適合寫公共書法。有些人的書法寫得很好，但不適合放大，而有些書 法家的字就非常適合放大。譬如像沙孟海先生的字豐腴沈著，放大了很有氣派。相比之下，啟功先生的“深圳水庫”四個字被放得那麼大，伸展在大壩上就顯得不太 合適。郭沫若先生的字有時頓捺之間用力過度，但“故宮博物院”這幾個字很平靜、很大氣。針對這種情況，公共書法監管組就管不到了，因為監管的只是“底線 ”，而這裏說的是“風格”。但是，當公共書法的認知水平全面提高了，風格的討論也就能成立了。
張公者：強制審美常常造成審美 標準的確定。如果我們提供的“強制審美”的標本是真美的，那麼對受眾的“強制審美”是有益的。相反，強制審美的標本是偽藝術，是醜的，那它所造成的毒害是 極為可怕的。現在充斥在我們的城市、鄉村，建築、景點中的無處不在的讓人難以忍受的、不堪入目的招牌題字，這不僅僅是書法審美無序的表現。這種醜陋書法的 強迫審美不僅是一種對人精神上的摧殘，更可怕的是貽誤後人。還有可怕的是製造這種強迫垃圾審美的人卻自以為是在創造美，自以為在展現美，自以為是美的使 者……真是自以為是到極點。當受眾形成異向審美適應，美的標準就改變了，直接導致審美水平的低下，我們不能要求大眾具有專業的藝術水平與審美能力，而我們 要提供給大眾一個正確的審美取向，審美標準，公共空間的藝術品是極為重要的。
余秋雨：“強迫審美”和“強制審美”的概念我不想正面提出。我所 反對的是公共審美中那種負面強制，卻不主張對於正面審美進行強制。公共書法的正面審美，空間極大，而且我也不排斥那種稚拙化的遊戲體、刻版式的印刷體。但 是，只要一擺出書法的架勢，我們就要認真一點。因為一旦成為公共書法，就成了一所“開放大學”—“書法開放大學”。當然，這所開放大學裏也有極大的自由， 可以選課，可以認師，可以創新，也可以離開。甚至，也可以叛變，卻不可以兜售假冒偽劣產品。
張公者：前段時間我們去浙江嵊州拜謁王羲之墓。當地政府、民眾很重視對王羲之墓的保護，並舉行各種活動紀念宣傳書聖。也是去年的時候，到山東的費縣拜謁顏陵，顏真卿家族陵地附近的農民自發來保護它，有些並非顏真卿的後代，當地政府也很重視。
余秋雨：好，那好極了。我們所有喜歡書法的人都應該感謝當地的這些民眾。這個財產是屬於全中國的，甚至說是屬於全世界華人的。
張公者：書法是可以在當代文明中能夠與古代文明對接而形成了獨特的文明線。一根書法線條將幾千年的文明史連接起來，連古連今，連線未來。它是中華民族的一條生命線，記載中華文明的歷史。今天我們要保護書法，就是在保護文明。
余秋雨：目標很大，但工作應該很具體。很多年前我曾經做過這樣的 事，和一些文化人一起在上海看看哪些老建築是必須要保護的，不能拆掉的。後來我們的行為納入了政府部門的行政行為。對於公共書法，也可以組建這樣的“巡查 隊”。我建議把公共環境中的題字分幾個等級，一個是不可容忍的，一個是可以商榷的，一個是可以保留的，三個等級。
張公者：組建一個全國性的“公共書法巡查隊”，對全國各公共場所進行清理。這是一項大的工程，各地方政府同時成立這種機構，對一些老的題字要注意保護，不能在清理過程中把好的東西清理掉。
余秋雨：有些公共場所的書法，也可以用“集字”的方式，把中國古代一些經典的行書、楷書、隸書法帖中的字選出來進行組合。這也會起到書法美在公共領域的傳承作用，當然，“集字”也要講究佈局、接氣、對比。
張公者：拼字、集字也不失為一種好的方式。若找不到合適的當代書法家題字，集古人的字最起碼不讓人生厭，僅書法藝術本身的美是很高的。只是集古人字少了時代性。當代書法家應該承擔起公共書法的責任，把優秀的、適合展示在公共場合的好字留下來。也是給後人留下美的財富。
余秋雨：你說得很對。但是我倒是很希望我們大都市的公共書法中，能夠同時陳示經典書法和當代書法的風範，讓街道成為一條有著時間深度的文化長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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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作家與書法——張公者對話余秋雨之三〉
(摘自第七期《中國書畫》：張公者對話余秋雨）
張公者：我們談到王羲之、顏真卿、蘇東坡，談到《蘭亭序》，他們是了不起的書法家，又是作家，尤其蘇東坡更是全才。《蘭亭序》是文本內容與書法藝術完美結合的傑作。我們先不談當代書法家的文學水平，先談談當代作家的書法。
余秋雨：對當代作家，不能在書法水平上強求。原因是，在20世紀 前期，鋼筆文化已在總體上代替了毛筆文化。這種代替，又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所主張的革新觀念有關。不少“五四”作家的毛筆字寫得不錯，但他們已不把這一 點當作文化座標。當時中國的文化教育界在大規模引進化學、物理、數學和西方人文科學的時候，毛筆文化的衰微成了一種時代必然。書法，就成了書法家而不是全 體文人的行內事。這個轉折，使作家和書法失去了必然邏輯。有的作家碰巧能寫書法，不錯，卻不能以此為他們的文學水準加分。在當代，隨著電腦寫作的普及，這 個問題就更明晰了。這不是一件值得書法家抱怨的事。但是，我希望中國作家的大多數，能夠欣賞書法，至少有興趣。想想我們天天擺弄的漢字居然有人寫到那種美 麗的程度，應該讓作家感到興奮。
張公者：20世紀寫白話文的作家因其早年的底子，能寫毛筆字，而且大多數很有功力。魯迅、錢鍾書、胡適等的字具有書卷氣。
余秋雨：很抱歉，我覺得錢鍾書先生和胡適之先生在書法上是缺少功力的，但這一點兒也不影響我對他們的尊敬。20世紀前期的大作家中，字寫得最好的還是數郭沫若。魯迅、茅盾和沈從文也還不錯。學者中寫得較有特色的是馬一 浮先生。反倒是政治人物中，有一些人的書法寫得比作家好，例如康有為、譚延闓、于右任。
張公者：當代學者能把毛筆字寫的有模有樣的人太少了。您的字有米字風神，又是學者字。
余秋雨：我小時生活在一個貧困的山區，離縣城還有60裏路，家鄉 除了我媽媽以外沒有一個人識字。我上了鄉村小學以後沒見過鋼筆，鋼筆在當時的農村是一個奢侈品，連鉛筆也比較奢侈。小鎮上能夠買到的是毛筆，極其便宜，幾 分錢一支。我們在課堂裏記筆記、考試，都用毛筆，包括算術課也是這樣。因此，我所有的小學同學，操作毛筆都會比較熟練。我寫毛筆字的功底，就這兒打下的。 當然後來還有一個提高過程，譬如我在安徽工作的叔叔特別喜歡顏真卿的《祭侄文稿》，而我的外公又善於寫柳體和歐體字。
我認為毛筆字寫到一定程度，需要超越技術，而獲得一種神秘的“氣”。我的好朋友賈平凹先生告訴我，有一次他到新疆的沙漠裏去，盛受強烈，回來後書法就有很大提升。
張公者：回到書法家本身。書法 創作的載體是漢字，漢字讓書法家有展示自己創作的空間，任性發揮，而文學（指書寫內容）同樣也是書法創作的載體之一。我們不能想像也無法接受，錯字滿張文 辭不通的“書法作品”會給人以啟迪、給人以美的享受——即便是它的“藝術創作不錯”，也無法讓人容忍。我們總不能去吃一塊口感很好卻帶毒的蛋糕。
余秋雨：對這種事我倒覺得要寬容一點。今天的書法家是多元組合。 有的書法家更偏向于藝術形式，偏向於線條的流動狀態，更看重水墨線條這種“有意味的形式”。這樣的書法家，對內容的要求並不是很高，我認為也應該支持。第 二種，把練字當作一種人格修練，修練在天天不息的撇捺頓挫之間，他們也未必特別在乎內容。當然也有一種比較古典的書法家非常講究書寫的內容。我認為，在形 式和內容的關係上，我們有理由更多地關注形式。當然在內容上，也不應該出現錯字滿篇、文辭不通的情況—除非是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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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良知——張公者對話余秋雨之七〉
(摘自第七期《中國書畫》：張公者對話余秋雨）
張公者：您在回答別人問題的時候有沒有這樣一種情況：您心裏並不認可某種觀點、事物、人等等，可為了不給對方難堪，會說出認可的話，並且讓人感到聽了您的表達之後又非常信服您的真誠。
余秋雨：這樣的情況，對我來說很少，幾乎沒有。
張公者：您不說違心的話？
余秋雨：我不說。最多暫時沈默，但不會絕對沈默。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拒絕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參加各種文化活動的邀請，包括大量的評獎、頒獎活動，原因就在於我不贊成那些活動的基本內容或發生方式。歷年來我受到最多的誹謗，主要原因就在於我的直言。
張公者：是出於自己的文化良知或者說是做人的原則？
余秋雨：這兩點沒有區別。對一個文化人來說，文化良知就是做人的原則。文化良知關係到人間文化秩序的建立，如果人間文化秩序錯亂了，那將是一場無聲的大災難。
張公者：您曾做過多年上海戲劇學院院長，它給您帶來的最重要的自身意義是什麼？
余秋雨：社會責任感。擔任這樣的社會職務，對自己是一種嚴格的訓 練。在接受這種訓練之前，我們也會談論社會責任感，但比較空，摸不著邊際。一擔任社會職務，就必須為大量素昧平生的人服務，天天負擔起他們的喜怒哀樂、生 死禍福。對每一個具體的人、具體的事務，需要立即產生權威、產生判斷，並採取合適的措施。這一切，使自己的社會責任感變成了實踐。我變得紮實了。
張公者：文化學者，這個稱謂是您自己定位的還是學術界、傳媒界他們定位的？
余秋雨：他們定的。我當時比較喜歡的是叫“文化旅行家”、“旅行者”，因為我走的路比較多。也可以簡單一點叫“文化行者”。文化兩個字的範圍很大，不僅僅是指文學專業。我為文化制定了一個定義：文化是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的共同體。
張公者：您看自己的博客嗎？
余秋雨：沒看過。有一家網上書城的一位工作人員在幫我打理，我徹底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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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公者：轉換一下話題，您的散文有很多是在行旅中完成的，涉及到歷史，包括科學、地理學諸多方面的知識，而往往當時又沒有圖書等資料可以查閱。您的知識儲備跟得上您的思想、跟得上您要表述的內容嗎？
余秋雨：跟得上。我對於我所寫、所讀的廣闊的知識領域，有比較充分的準備。
張公者：這是您智慧的體現嗎？是有意為之嗎？
余秋雨：不是有意的。當時我們在恐怖主義地區歷險，生命每天都在 危險中。當時中國沒有出版過這方面的書，那裏更沒有書店可言，連像樣的商店都找不到，我憑的就是自己的積累。為什麼有那麼多知識積累？就是在“文革”中， 我為了逃避政治運動，躲到了浙江一座半山上潛居，碰巧碰到了蔣介石留下的一個藏書樓。在“文革”結束後，我又把自己關起來，用7年時間在研究整整14個國 家的歷史，後來寫成了《世界戲劇思想史》、《中國戲劇史》、《觀眾心理學》、《藝術創造論》等著作。這些著作表面上都與戲劇有關，實際上都廣泛涉獵人文科 學和社會科學的各個層面，包含著大量知識。
張公者：您都能記得下來嗎？
余秋雨：如果忘掉一部分，總還留下很大的一部分。我在那麼多學術 著作中自己完成的外文翻譯部分，尤其是我在《千年一歎》、《行者無疆》中涉及的世界各國的歷史文化知識，至今沒有一處被指出有誤。這是因為，那些誹謗者完 全無法進入這些部分。只有一個人曾寫書“揭露”《文化苦旅》中有大量“文史錯誤”，在全國也大鬧了一陣，但是後來當代文史權威、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所 長章培恒教授連寫三篇長文，一一予以批駁，認為那個人是亂說，事情才阻止。但所有參與誹謗的媒體一家也沒有道歉。我想，他們的“勇敢”，確實與他們的無知 有關，也與他們缺少“恥感”有關。
張公者：您是如何記憶的？
余秋雨：我讓一切重要的內容都在腦子裏作系統地處理。一切系統化的東西就很難遺忘。我重視記憶的感性，因此總是走訪現場。到了現場，記憶就更牢了。這是一個既有系統、又有感性的知識儲備。
張公者：我覺得一個人的格局對 成就事業起到一個至關重要的作用。比如說蘇東坡，他不僅在詩文書畫方面有很大成就，同時也做官，關心民間的疾苦，關心一切與人類有關的事情……是這些成就 了他在文藝方面的高度。顏真卿，在國難危亡的時候挺身而出。也包括王羲之，他的《蘭亭序》也是在思考人生。我覺得格局是影響著人的成就的。而您放棄了做官 從事政治，假如擁有這些豈不是會更加豐富您的人生和您的創作嗎？
余秋雨：格局與職位無關。格局在於宏觀視野和深層思考，並把自己 的生命價值託付給宏觀視野和深層思考。挺身而出的勇氣，也來源於此。例如我前後講了，我一年來為中國在地震中的表現喝彩，就是從宏觀上比較了世界各國的救 災情況，又對生命哲學作了深層思考的結果。因此我有足夠的勇氣來反駁少數文人對中國人民的誣衊。
張公者：您雖然不去做官，但還是關心政治。
余秋雨：我只關心政治在人本意義和生命價值上的展開，當然也關心中國文化在世界範圍內的興衰。但我絕不關心官場謀略、人事升遷。二十年前毅然辭職，也是為了告別政治的操作層面而進入它的人文層面。我一直認為，人文價值高於政治命題，而自然天道又高於人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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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掉一部分，留下大部分。
總是如此。
sap 30.0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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